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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使与恶魔之间，只差一个“权威”

策划：先知书店   文：kuange 编：先知书店店长、柏果

思考漫长而晦暗的人类历史，你会发现，以服从的名义所犯下的罪行，远多于以反抗为名的罪行。——C.P.斯诺 

作为社会动物，人类有着服从权威的本能，但又不像蚂蚁或者蜜蜂一样，对虫后和巢穴始终忠诚。因为人的自由意志自有张力，帮助我们辨别是否应该服从，以及如何服从。 那些与人类良知、道德相悖的权威，我们憎之、恶之；那些有助于拓展自由、共情力、道德、合作秩序的权威，我们拥之、爱之。 然而，现实并非如此黑白分明。天使给人们的直接观感未必赏心悦目，而魔鬼常常喜欢披上天使的外衣，让我们无从判断。 我们都知道打砸抢是犯罪，但如果有人告诉我们：有些群体的财富都是不义之财，很多人就会立刻蜂拥而上； 我们都知道杀人是极恶之事，但如果有人告诉我们：欲杀之人，道德败坏，政治立场不坚定，很多人就会呼吁千刀万剐，而没有丝毫的负罪感； 我们都知道真理不辩不明。但如果有人告诉我们：某种观点或者言论是敌对方的阴谋，很多人就会认为，禁止它们传播是对的；.... 这样的服从，历史上屡见不鲜，现实中仍在上演。 人的良知和道德是如何被一步步吞噬掉的？权威是怎样“操控”我们的？这些背德行为的背后，人类又有着怎样共通的心理机制？

▍“我只是在做我被要求做的”

犹太心理学家斯坦利·米尔格拉姆一直忧心忡忡于自己民族的灾难会再次上演，他不相信大屠杀终将绝迹。1961年，他设计了一个备受争议的电击实验，以证实他的担忧并非空穴来风。

                                                                                            “电击实验”

米尔格拉姆找了两名实验志愿者，一人扮演“教师”，另一人扮演“学生”。实验的规则是：“教师”可以通过电击，来惩罚答错问题的“学生”，并且电击程度会越来越强。 在实验过程中，“教师”能够很直观地看到“学生”被电击时的反应，从抱怨，到反抗，再到痛苦得扭曲。 很多“教师”不愿意继续，或者口头向主试官表达抗议，但是却极少有人主动放弃实验。大部分“教师”都坚持到了最后，对学生施加了最强级别450伏的电击，并且没有一个“教师”自发询问被电击的“学生”情况。 这个实验后来在很多地方都进行过，但是，无论志愿人群的选择范围怎样扩大，无论产生了怎样的变体，最终的结果都没有什么改变，甚至在某些地区，“教师”的服从程度还要更高。 在实验后的采访中，当问到为何继续实验时，受试者普遍给出了一个答案：“我只是在做我被要求做的。”

正是这样一种“被命令”的状态，让无数的成年人变成了没有思想、俯首帖耳的“小学生”。

该实验进行的同一年，“纳粹屠夫”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受审。他承认自己的所作所为，但始终拒绝认罪，他认为自己只是听令行事，与实验中的“教师们”如出一辙。

全程围观艾希曼受审的学者汉娜·阿伦特说：“不思考注定了艾希曼成为那个时代罪大恶极的罪犯。”，并冠之以“平庸之恶”。

这样的言论受到广泛攻击和诽谤，但是米尔格拉姆却从数百个电击实验的志愿者身上认识到，阿伦特其实“更接近真相”。

米尔格拉姆说：“那些只是做着分内事，内心并不带有特别敌意的普通人，可能会在可怕的毁灭活动中充当帮凶。”

这并不代表普通人缺乏道德感。有些人，当自己站在旁观者的立场，很容易做出价值判断。但在“权威”的精神施压下，这种道德是非观却神奇地消失了。 还有一些人，道德感其实与背德行为并存，但是他们转变了关注点，不再从道德出发对行为作出反馈，而是相反——更关注自己的行为如何能达到权威的期望。 米尔格拉姆将整个实验过程，以及他的分析写成了《对权威的服从》一书，在书中他感叹道： 与个人道德感的力量相比，社会让我们相信的那些规则更具有效率……甚至于一个心理实验，它的力量也足以让一个人远离道德的控制。通过对信息和社会场的估量和重建，道德因素被相对轻松地抛到了一边。 当拥有强制力的组织发出指令，当大众媒体的立场发生转变，当魅力型偶像一声令下，几乎每个人都会成为米尔格拉姆实验中那些电击“学生”的“教师”。 很多人认为“教师”们和艾希曼这样的人本身就是恶魔，是一个社会中罕见的“坏苹果”，但是他们却忽略了区分苹果之间好坏的标准是谁制定的，以及糟糕的环境，足以让所有苹果都会变坏。

▍“每一个好人，都能在6天之内变成恶魔”

在米尔格拉姆实验进行了十年后，米尔格拉姆的好友菲利普·津巴多进行了“斯坦福监狱实验”，探讨在糟糕的系统情境中，一个普通人如何变成恶魔。 相比米尔格拉姆电击实验简单、直接的设计，斯坦福监狱实验要复杂残酷的多，也更加真实，它最终演变成了人性的修罗场。

                                                                                著名的“斯坦福监狱实验”

1971年，津巴多及其助手将斯坦福大学的一个地下室改造为标准监狱，将经过严格筛选的24名志愿者送了进去。 这24人被随机分配“囚犯”和“狱卒”的角色。他们需要在这个全天候封闭的“假监狱”中像真囚犯和真狱卒一样生活两个星期。 随着时间的推移，“狱卒”们变得越来越残暴，“囚犯”们的精神也濒临崩溃。而且，津巴多和他的助手们逐渐丧失了观察者的立场，深陷执法官和典狱长的角色难以自拔。结果，实验只进行了6天就被迫停止。 斯坦福监狱就像一个“大染缸”，24名志愿者，还有旁观的心理学家此前都是“白布一匹”，身心健康，道德感很强。但是，却被这个染缸中各种“颜料”——从最简单的穿衣打扮到最复杂的规则规范——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狱卒”赫尔曼后来说：“一旦你穿上制服并被赋予一个角色，你就会变了个人，你会开始演那个角色，照着剧本演。” 这种角色意识的内化，强化了“狱卒”滥用权力的力度，并将这个角色演绎得更加到位。同时，他们躲在角色面具背后，抛弃了个性化特征，进一步降低了个人的道德和责任认同。 津巴多说：“当群体中所有人都处在去个性化的状态下，他们就生活在一个延伸现在的时刻中，使得过去和未来都变得遥远而不相关。感觉会支配理性，行动能凌驾反思。” 反观“囚犯”，穿上布袋子一样的囚服，只有编号没有姓名，头上戴着女性丝袜，不仅被剥夺了人格特质，更进一步地被“去人性化”，变成了面目模糊的“动物”。 这种去人性化的生态，再度为“狱卒”的暴虐行径提供了理由，“把他们当成低于标准的人，不值得我们用对人类同胞的正直方式对待”。而“囚犯”则拼命压抑着自己属人的情感反应，强化了“去人性化”的过程。 历史上，二战期间低劣的犹太人，卢旺达大屠杀中蟑螂一样的图西族......现实中的弱势群体，异见者，或仅仅只是“特立独行”之人，都不约而同地具有“囚犯”的精神特质，面临着更广泛社会情景中被“狱卒”虐待的遭遇。

津巴多通过“斯坦福监狱实验”，展现了糟糕的环境是如何改变人的行为，以及个人的道德和意志，在环境中有多么的不堪一击。

作为心理学家的津巴多，代表作《心理学与生活》奠定了他在学界的地位，但记录和反思斯坦福监狱实验的《路西法效应》一书，则让心理学的影响拓展到社会公共领域。津巴多反思道：

邪恶就像是诱惑你在日常生活轨道上来个小转弯，轻微地绕点远路，或者不过是后照镜上的一个污点，最后却带人走向灾难的下场。

▍心理学关乎生活，也关乎历史与社会

两个实验和历史上无数同类型的灾难都告诉我们：个人想要改变环境，难于登天且遥远无期；但让环境改变人，易如反掌且在朝夕之间。 实验情境由心理学家为学术研究而创设，而现实情境，则被一些“人造神”操控着。那么，到底是人带坏了环境，还是环境带坏了人？这还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老问题。 米尔格拉姆和津巴多强调权威和系统的作用，但同时他们也主张个体的抵抗。个体要抗拒那些施加于人们身上，妄图将人们拖入罪行的力量。津巴多将这类人称作“英雄”，但并不是我们惯常以为的那种英雄形象，而是有着“特殊的”心理技巧和抵抗战术。

首先，他们愿意承认人性的不完美，既不迷信权威，也不迎合大众；对那些承诺建立至善世界的“行为艺术家”和舌灿莲花的骗子，始终保持警惕之心；而且严守个人自由的界限，保持自我的独立性，既反抗公权力的僭越，也反对乌合之众对人类普遍价值的滥用。 他们可能是社会生活中的“吹哨人”，可能是体制生态中的“守夜者”，可能是思想和观念上的“先行者”，也可能是每一个平凡的个体。 以往，心理学被主要应用到谈判、社交等生活、职场等场景中，而米尔格拉姆和津巴多的两大实验，将心理学的应用场景拓展到公共生活领域。为此，先知书店诚挚推荐米尔格拉姆和津巴多的三部作品。 作为心理学大师，他们的作品，首先能帮助我们快速掌握心理学的基本原理，以及如何在生活中应用心理学，而且，还可以帮助我们建立从心理学视角出发，重新理解历史与公共生活的新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