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0年了，鲁迅依然是唯一没被中国文人传统腐蚀的文人

                                                                            “专管自己吃饭，不要对人发感慨”——鲁迅

140年前的1881年9月25日，鲁迅出生在一个没落的封建家庭，他在回顾自己少年时代时，说到他“在封建社会里做少爷”，看不起钱，说是那时的所谓“读书人家子弟”的通性。

他的祖父是做官的，到父亲才穷下来，所以鲁迅自嘲其实是“破落户子弟”，不过鲁迅很感谢父亲的穷下来（他父亲不会赚钱），使他因此明白了许多事情。

鲁迅明白了什么？

他从年轻时就看透了中国旧式知识分子的悲哀宿命。除开当官和被人养活，手无缚鸡之力，全无养活自己的本领。

一旦遭遇社会动荡和家庭变故，最惨的就是这些士大夫、读书人。

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悲催命运与传统文化对知识分子的定位密不可分。

中国知识分子的特点之一就是不屑于谈钱，财富和品格在他们眼中是对立的。

一个合格的读书人，必须要“视钱财如粪土”。然而，这种认知却悲哀的指向了两个人生结局：

要么虚伪，要么悲催，两者必居其一。

因为，人人都需要恰饭，不恰饭会死掉，当一群人声称不屑于挣钱，问题就来了：他们如何生存呢？

很显然，他们只是说一套做一套，事实是，他们也是要挣钱的。其获取财富的方式由其人设决定。

中国古代读书人的人设就两句话：

1、给君王当军师；

2、把情怀当饭吃。

他们的使命普遍不是为了追求真理，而是为了给君王出谋划策，这是从先秦时代就基本定调的人设，几乎刻在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基因里。

无论是《论语》等一系列儒学典籍，甚至道家还有点本体论味道的《道德经》，主要内容就是教育君王应该如何做，而不是探究世界是什么样，这和古希腊的方向从一开始就南辕北撤，出现了根本性的背道而驰。

当古希腊的圣贤们躺在船上看星星的时候，先秦的圣贤们正穿梭于各国君王的宫殿，大谈治国之道。

中国的古代圣贤们不太关心人以外的世界怎么样，甚至把自然都融入人的世界，把自然和人类社会相互比附。所谓“天人合一”不过是中国传统文化欠缺哲学传统的一个明证。

这个方向最大的危害就是缺乏科学的基因，原因也很简单：

对自然不感兴趣，怎么可能有动力去研究科学？

中国士大夫们即不屑于净下心来研究自然，也对挣钱养活自己这件事嗤之以鼻，他们不止明面上如此，内心其实也是这么想的。长期的传统教化，让他们的虚伪已经刻在骨子里的，很自然就会天真的认为，跟国家君王之事相比，养活自己这件事，实在不值一提。

结果会是什么呢？

你以为他们会自动饿死啊？自己不能挣钱，那就找人养活！

士大夫“靠人养活”的命运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其生存之道，就是揣摩金主的心思，给金主出主意，给金主陪笑脸，给金主唱小曲儿，正所谓“拿人钱财，与人消灾”，要处处体现金主的意志......

所以，所谓中国古代历史就是延绵两千年的轮回史，中国士大夫一般就只有三条路可走：为君王用；为君王死；退隐山林。

这其中最高级的就是隐士了，远离政治、节衣缩食，压制人的各种正常欲望，美其名曰“回归山林，田园牧歌”。

隐士当然是希望保持一些读书人的操守，不屑于同流合污，不过，田园生活真的有那么好吗？

其实也不过是哄骗文青的滤镜，被当事人刻意美化的结果。

还记得“采菊东南下，悠然见南山”的陶渊明吗？

在你羡慕他悠闲浪漫的田园生活前，有兴趣可以去看看54岁写的另一首诗《怨诗楚调示庞主薄邓治中》，原文摘录如下：

“天道幽且远，鬼神茫昧然。弱冠逢世阻，始室丧其偏。炎火屡焚如，螟蜮恣中田。风雨纵横至，收敛不盈廛。夏日长抱饥，寒夜无被眠。造夕思鸡鸣，及晨愿乌迁。在己何怨天，离忧凄目前。吁嗟身后名，于我若浮烟。慷慨独悲歌，锺期信为贤。”

我给你们翻译一下：

天道是怎么回事，不知道，鬼神到底有没有，不知道，反正我从小就一门心思的想着做好人，做好事，到现在已经五十四岁了。自己的遭遇又是如何呢？

二十岁就遇到了坏世道；三十岁，家门不幸，又死了妻子。隐居种地，就只想着安心过我的小日子，结果就是天灾过后又是天灾，气候反常，螟蜮丛生；接着又是狂风暴雨，铺天盖地，闹得庄稼收不了一把。夏天没饭吃，冬天无被盖。这日子那叫一个惨！天一黑我就想着寒冷的夜晚赶快过去，天一亮有希望赶紧天黑好睡觉，因为睡着了才能不饿。

我今天陷入到这个如此穷困悲凉的境地，这都怪我自己，不怪老天爷，我只是太难受了，发发牢骚而已。历代圣贤总是教导人们要立德、立功、立言，要名垂青史，但是在我看来，这些就如同过眼的烟云一样无足轻重，我自己在这里慷慨悲歌，我别无他求，只希望有知音能懂我的心。

这才是真实的田园生活——一个战天斗地的自然生活，其实比让人郁闷的社会生活，更加悲催，让人恐惧。

还别说更多的知识分子并没有陶渊明那样的勇气和傲骨。

除了为君王用，为君王死和归隐山林着三条路以外，中国士大夫就完全没有其他路可走了？

其实知识分子并非无路可走，而是时代局限和文化传统让他们根本想不到还有其他路可走。

这一次，鲁迅再次走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前列。

1912年，31岁的鲁迅进入教育部做“公务员”，从那开始的十几年，体制内的鲁迅虽一直收入不算微薄，但却远远谈不上财务自由，还常常被拖欠工资。

为了讨要被拖欠的工资，鲁迅也曾经揭竿而起上街游行，据说被警察打掉了几颗牙。

鲁迅曾对朋友说：“专管自己吃饭，不要对人发感慨。并且积下几个钱来”，他语重心长的对朋友感叹到，“说什么都是假的，积蓄点钱要紧！”

对挣钱养活这件事，鲁迅清醒的很早，早就超脱于他所处的时代，甚至超越酸腐气息浓厚的整个中国传统。

鲁迅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自1927年秋天起，鲁迅决意脱离体制，他既不担任公职，也不做教员，而是专事独立写作。而这一年，他已经46岁。

鲁迅勇敢面对市场，结果如何，我们来看看：

1927年脱离体制第一年，就年收3700元，一举超过了北京生活时期。

1928年，5900元；

1929年，14664元；

1930年，15000元；

1931年，8900元；

......

十年前的一项研究表明，鲁迅在参加工作直至去世的24年间，共收入12万元左右，相当于今400多万人民币（我个人认为这个数字太保守了），其中大部分都是鲁迅走出体制后赚取的。

鲁迅不但会挣钱，而且非常会花钱。

他对生活品质的追求是出了名的，余世存总结过鲁迅的三个讲究。

一是饮食讲究，爱吃火腿等精美肉食，隔夜的菜是不大吃的；二是住房宽敞，初到上海不过两个人，租一层楼就够用，而鲁迅却要独幢的三层楼；三是喜欢看电影，而且要买价高的好座位，往返要乘汽车。

鲁迅爱逛琉璃厂、淘古物字画，爱吃馆子、摆酒席，前期在北京住四合院时就雇用女工和车夫；后期在上海住大陆新村三层楼房，他和许广平、幼子海婴三人雇有两个女佣，晚年经常带全家乘出租车看电影、赴宴席……

毋庸置疑，鲁迅就是民国时代的土豪，按照现在的话，就是依靠提供知识产品一夜炸富的知识网红啊。

有人可能会说，鲁迅挣钱了，会不会就没有动力在写文章、搞研究了？事实可能恰恰相反。

鲁迅就曾经反驳说：

“有人说：‘文学是穷苦的时候做的’，其实未必，穷苦的时候必定没有文学作品的，我在北京时，一穷，就到处借钱，不写一个字，到薪俸发放时，才坐下来做文章。忙的时候也必定没有文学作品，挑担的人必要放下担子，才能做文章；拉车的人也必要把车子放下，才能做文章。”

一个知识分子要持续做好研究，一个文人要长期写出好文章，前提都是要衣食无忧。

一个靠别人养活的知识分子不体面，一个一日三餐都不能保证的知识分子也同样难言体面。

真正的知识分子应该是什么样呢？体面的知识分子应该如何存活于世呢？

随着传媒业的发展和信息时代的到来，答案很简单：市场！

一个现代知识分子最该做的事情就是给公众提供服务，从市场获取财富。

读者愿意读你的作品，社会接受你的创作，你的研究能够创造价值......知识分子不只是，甚至不应该仅仅仰赖体制才能生存。

市场才应该是知识分子的真正用武之地。

实际上不只是知识分子，一个正常的社会，绝大多数人的饭碗都应该从市场中获得。

我们早该破除近代“左翼知识分子“给自身加持的各种光环，让知识分子回归正确的定位。

在市场，知识分子大有可为。

鲁迅就透露过，他光是在1929年一年的稿费就高达14664个银元，这个收入是什么水平呢？知道当年鲁迅买的北京四合院多少钱吗？800个银元。

鲁迅真正衣食无忧的10年，就是体制外的10年。

鲁迅告诉我们，知识分子不要当祥林嫂，总抱怨怀才不遇；也不要混圈子，把自己变成刘瑜所说的“学术圈的标准产品”。

知识分子一定要有勇气面对市场，利用自己的专业与研究为他人和社会创造价值，并在这个过程中积累财富。

那些视钱财如粪土的知识分子，说的好听点，是迂腐，说的不好听，就是脑子坏掉了。知识，不是堆在仓库里孤芳自赏的古董，知识分子也不是对他人生活指手划脚的居委会大妈，妄图用自己的臆想改造世界。

朱学勤在评价鲁迅时说，“他出自中国文人，却可能是唯一一个没有被中国的文人传统腐蚀的人”。

对此，我深以为然。

附：朱学勤：鲁迅可能是唯一没被中国文人传统腐蚀的人

01 

 我时常想起鲁迅，想起胡适，想起钱穆，不太想得起梁实秋、林语堂、周作人。

对鲁迅，我的认识有过反复，感情上有过起伏。60年代至70年代是信奉，80年代则是怀疑、疏离，甚至有点厌烦。80年代最后一年起，才明白自己所处的年代还是鲁迅的年代。

在片面信奉的年代所形成的读者与作者的关系，无异于一场包办婚姻。除了意识形态读物，你能够读到的另一种读物就是鲁迅，你对20世纪上半叶的了解如果不满于教科书的灌输，那就去读鲁迅全集后面的注解。由此产生的热爱，是盲目的热爱，没有经过选择的热爱，与包办婚姻有什么两样？包办婚姻是不牢靠的，很容易被第三者插足。80年代一来，有多少精神世界的新鲜第三者打将进来？由此产生包办婚姻破裂，出现另一种选择，完全正常。经受了80年代的冲击，还固守在原来的状态，并不令人尊敬，而是一种很可怕的状态。 80年代结束，所有搅动起来的东西开始沉淀下来。这时逐渐对鲁迅发生回归，发生亲近。此时回归，可以说是痛彻心肺之后的理解。

他那样肃杀的文风，我一度以为是他个性所然，后来方明白是那样的现实环境逼出了那样的文风，甚至可以说，是那样的时代需要那样的文风。他正是以那样的文风忠实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的黑暗。反过来，现在读林语堂，读梁实秋，你还想象就在如此隽永轻淡的文字边上，发生过“三·一八”血案，有过“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当然，在那样的心境中，鲁迅也消耗了自己。他是做不出也留不下钱钟书那样的学问了。

我怀念鲁迅，有我对自己的厌恶，常有一种苟活幸存的耻辱。日常生活的尘埃，每天都在有效地覆盖着耻辱，越积越厚，足以使你遗忘它们的存在。只有读到鲁迅，才会想到文字的基本功能是挽救一个民族的记忆，才能多少医治一点自己的耻辱遗忘症，才迫使自己贴着地面步行，不敢在云端舞蹈。

此外，还有一个私心所为，那就是对文人趣味的厌恶。这可能是我的偏见。在鲁迅的同时代人中，多多少少都会读到那股熟悉的气味，惟独鲁迅没有。而鲁迅，本来是比他们中的任何一个都更有资格过上那种精巧雅致的文人生活。在鲁迅的精神世界里，通常是文人用以吟花品月的地方，他填上的是几乎老农一般的固执。他是被这块土地咬住不放，还是他咬住这土地不放，已经无关紧要。要紧的是，他出自中国文人，却可能是唯一一个没有被中国的文人传统所腐蚀的人。这是一件很平淡的事，却应该值得惊奇。 我曾经以俄国的车尔尼雪夫斯基、别林斯基和陀斯妥耶夫斯基的高度苛求过鲁迅。后来才明白，在一个没有宗教资源的世俗国度，鲁迅坚持在那个世俗精神能够支撑的高度上，已经耗尽了他的生命。

想想看，中国人成天念叨鲁迅，有无一人敢于继承他的精神、他的风格？仅此一点，就说明了全部。人人都能谈鲁迅，却是把鲁迅高高挂起，把人晾在高处，任其风干。鲁迅的生前并不快乐，鲁迅的死后更为凄惨。 鲁迅是留下了缺憾的。

02

现在知识界用以平衡鲁迅的是梁实秋，是林语堂，是周作人。而我以为，真正能够平衡鲁迅，在鲁迅之外树立另一价值坐标，同时也不辱没鲁迅的是胡适。

胡适的一生是坚持自由主义的一生。难能可贵的是，他是以与这一信仰相匹配的温和态度坚持了60年，同时不失坚定。他既未被那个时代所激怒，在激怒中一起毒化；又未被逃避那一时代的文人情趣所吸引。他完全有理由走向这两极的某一极，但是这个温和的人竟然做到了某种倔强性格做不到的事情——始终以一种从容的态度批评着那个时代，不过火，不油滑，不表演，不世故。仔细想想，这样一个平和的态度，竟能在那样污浊的世界里坚持了60年，不是圣人，也是奇迹。胡适的性格，与这一性格生存的60年环境放在一起，才会使人发现，这也是一件值得惊讶的事。 胡适学术建树一般，但大节不坠，人格上更有魅力。

鲁迅生前对他有过苛评，但在鲁迅死后，当后人问及胡适对鲁迅的评价时，胡适却告诉来者，不能抹煞周氏兄弟在近代文化史上的独特贡献。震一案发生，胡适原来对雷震那样的活动方式有保留，用今日某些人合情又合理的标准，胡适完全可以袖手旁观，指责雷震犯了“激进主义”病症。谁也没有想到，当被问及对此事的反应时，胡适竟然那样动了感情。他当场以宋人杨万里诗《桂源铺》作答：

万山不许一溪奔，拦得溪声日夜喧。等到前头山脚尽，堂堂小溪出前村。 我曾经与一位学界老人谈论此事。老人当时正病卧沉榻，突然从床上坐起，口诵此诗，热泪盈眶！

03 

 我还时时想起钱穆。

《八十忆双亲 · 师友杂忆》，那样的书名，未及开卷，就让人体味到儒家的生命观照，是那样亲切自然：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精神生命则发育于师友。两种生命皆不偏废。 学者需钱穆的学术专著，一般读者仅钱穆回忆录即可获益匪浅。钱穆以研究中国文化史著称，他的回忆录本身就提供了一部中国近代文化变迁的可信注解。 钱穆没有读过大学。但是他在苏、锡、常度过的小学、中学生涯，同学中有刘半农、陈天华、瞿秋白，教师中有吕思勉等，一时人文之盛，令今天牛津、剑桥的博士都羡慕不止。1941年夏，他回乡省亲，当时声望已不在吕思勉之下，吕思勉邀其回母校常州第五中学讲演，钱穆恭敬从命。一代国学大师，与当年的师长比肩而立，竟句句以学生自居。他谆谆告戒那些年轻的校友： 此为学校四十年前一老师长，带领其四十年前一老学生，命其在此讲演。房屋建筑物质方面已大变，而人事方面，四十年前一对老师生，则情绪如昨，照样在诸君之目前。此诚在学校历史上一稀遘难遇之事。今日此一四十年前老学生之讲辞，乃求不啻如其四十年前老师长之口中吐出。今日余之讲辞，深望在场四十年后之新学生记取，亦渴望在旁四十年之老师长教正。学校百年树人，其精神即在此。

钱穆在学问上与新文化运动分道扬镳，但是他公正地感谢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坚人物提携了他。顾颉刚回苏州探亲，发现了钱穆的才华，推荐他进燕京大学任教。一个没有大学文凭的中学教师，一步登上了大学讲台。后来，他与胡适失和，但并不影响胡适聘他任北大教授。所有这些回忆，反过来该能纠正一些时令学人对新文化运动及其人物批评过盛？

鲁迅、胡适、钱穆，三人之间，一个与另一个相处不睦。然而他们却构成了30年代知识界的柱梁。我们是喋喋不休地重复梁实秋的雅舍、周作人的苦茶、林语堂的菜谱，还是老老实实地告诉我们的学生，我们曾经有过鲁迅的社会批判、胡适的自由思想与钱穆的严谨学业？三者合一，应该成为我们向学生介绍30年代知识分子的三种主要形象。那是一个已经逝去的铁三角，他们凝视着这个轻佻的当下，沉默不语。

出自《想起了鲁迅、胡适与钱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