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考日本福泽谕吉的离经叛道
2021-03-06 05:4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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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离经叛道的福泽谕吉——是日本国宝

作者  大道 荣升

福泽谕吉,是日本近代最著名的启蒙思想家、教育家。他创立的富有启蒙意义的理论体系,对传播先进思想文化,对日本社会的转型、进步与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被称为日本国宝。

如果将他在日本思想文化界的地位,与中国同等影响力人物作一比较的话,他类似“至圣先师”孔丘。

不过,两者的影响方向却是南辕北辙——福泽致力于国民独立开放思维的启蒙,而孔丘则正好相反;福泽是个标准的“离经叛道”者,不畏权威,不信教条,否定过去,面向未来,而孔丘则主张尊崇权威,复古倒退,故步自封,抵制改变。

因少年丧父,家境贫寒,为了减轻家庭负担,福泽从小便从事体力劳动,直到12岁才得以入学读书。

二十岁时,他从家乡来到大坂,在其大哥三之助的建议下,拜兰学大家绪方洪庵为师,研习兰学(即荷兰语文、荷兰科技知识),开始接触海外文化。

因其天资聪颖,天赋秉异,在进入绪方适塾(荷兰文化学校)就读不久,便大放异采,崭露头角,被绪方洪庵擢升为塾长。

1858年,23岁的福泽谕吉接受奥平藩府的征聘,前往江户教授兰学,开始近距离接触当时日本政治、财经的枢要资讯。

半年后,他有了第一次随幕府使节前往美国的机会——作为外交随员到旧金山和夏威夷等地考察。美利坚合众国那种充满自由与活力的社会景象,令福泽大开眼界。

回国后,福泽正式受雇于幕府(军阀办公的地方,即旧时日本政府),任“外国方”(即外交部)译员,负责翻译与外国往来的公文。

第二年,按照五国条约开辟港市(类似于晚清通商口岸)的约定,幕府决定派遣使节到欧洲相关国家商洽有关事宜,福泽随行充当翻译。

这次赴欧,福泽开始有目标地对欧洲社会的各个层面,诸如医院经营、银行业务、邮政、征兵法规、政党、舆论和选举等,进行深入了解和研究,并作了详尽的笔录。

回国后,他的著作《西洋事情初编》(1866年)发表。该书售出约有二十五万之多,创下日本当年的发行记录。

那些忧国爱民的日本人几乎人手一册,把它当作金科玉律一般细读精研,书中所载内容撼动着无数人的心灵。

这部书好比一道警钟乍响,敲醒了尚在蒙聩中的日本国民,给人们开启了一个全新文明社会的视野;同时又深刻地影响了其后日本政制架构的设计和维新施政举措。

(需要指出的是,福泽谕吉的《西洋事情初编》完全是介绍外国社会政经军事教科等方面的内容,这种“肯定他国做法”的著作,没有被日本朝野视为“外来文化入侵的洪水猛兽”去抵制,而是如获至宝地学习借鉴,不得不承认日本人有着从善如流的好习惯)

1867年,福泽谕吉再次作为随员远赴美国,考察了美国东部各州的都市,他也再次被美国新兴市场经济的勃勃生机所感染。

前后三次欧美之行,使福泽谕吉深切认识到日本的封闭、落后与差距,并深感有责任向日本国民和社会发出振聋发聩的呼唤。

于是,他开始公开痛斥当时日本幕府统治的压制政策和陈腐的门阀制度,及其对日本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阻碍与扼制。

他大声呼吁,抛弃以往秉持的内敛、封闭文化传统和做法,向西人学习政经军事文化,营造开放包容文明的环境,建设新日本。

为此他下定决心,自己毕生都要致力于:通过教学和译著,倡导西学,启迪后生,培育英才,开化民众。

为实现这个目标,他在1868年4月,将家塾迁到新钱座,同时定名为庆应义塾(即庆应义塾大学前身)。

他仿效西方私立学校的常例,订定塾规,确立课程内容,锐意革新塾务,设立财团法人办学模式;开始大力炫传西式文化,倡导发展市场经济,推动日本宪制民主运动。

义塾所用的教本,多数是福泽从美国购回的西学书刊;除各种辞典、地理、历史以外,还有法律、经济、数学等。

这在当年,是日本其他学界望尘莫及的先行者。

他主张义塾的教育方针应有两方面:即有形方面,以“数”“理”为基础;无形方面,以培养“独立心”为旨趣。简而言之,论事以合理为准绳,言道德则以独立自尊为立身行事的基本。

他认为,欲使日本能够迎头赶上欧美各强国,无外乎要抛弃陈旧的思想观念及文化传统,全力鼓励国人确立“独立精神”、“独立自尊”,提倡研究科学和实用技术。同时他称之前奉行的“老途径”是走不通的。

福泽提出,反对封建专制社会的身份等级制度,提倡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等近代先进思想;认同美国理论界的“经济社会是由竞争所决定的市场论”(“经济之定则”);赞赏亚当斯密的“自由市场经济论”。

这些观点和主张,在某些顽固派看来那就是“数典忘祖”、“离经叛道”,是“精美”“精欧”,跟传统日本文化格格不入,除了口诛笔伐,还要送他个“大和奸”的大帽子。

然而,福泽不仅不予理会,反而在办学的同时,又于1882年创办了一份不偏不党的报纸《时事新报》。他亲自撰写社论,为宣传其主张大造舆论。

资料介绍,他撰写的这些社论,都是站在公正的立场上,以一个民权运动理论领袖的角色,积极推动启蒙运动。

同时,他还吸收了西方的社会契约论,主张要“使国民与政府的力量相对均衡”。

福泽的《脱亚论》,蜚声全球,至今为人们所称道。这篇发表在《时事新报》的短文,主题论点就是:封闭保守的东方文化必然失败。

他指出,日本要想在世界各国脱颖而出,就要否定自古以来遵崇的东方文化,就要放弃中华儒学思想,全力学习、吸收西洋文明。

福泽对于西洋文明并非没有取舍,而是在其自由主义的表象之下,始终贯彻不移的是他的民本主义思想。

在当时的日本社会,福泽谕吉毫无疑问是个“离经叛道”者。幸运的是,有一大批维新派实力人物支持他的这些正确观点。

而且,他还顺理成章地成为了明治维新时代的精神导师之一。

中国社会的农耕文化,近代以前,还有一些可供日本人借鉴的东西,而随着工业文明的到来,中国这一优势迅速转变为劣势,被敏锐的日本人无情地抛弃了。

——这便是日本人逐渐认同福泽渝吉思想,决心“脱亚入欧”的原因。

福泽不仅是一位伟大的教育家,也是一位伟大的著作家;他多产的译著作品,和他创办的义塾教育事业,两相辉映,成为启发日本民智的两大法宝。

有人评论道,他的大量著述,在启导一般国民的新知和建设日本新文化方面,都已发挥到了极致。

福泽渝吉对日本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思想理论学术方面,一改过去日本思想学术界封闭自恋的特点,促使日本掀起了学习西学和西方科技知识的热潮,将日本人原有的进取精神发扬光大,为日本政体从过去的专痔王权向君主立宪政治转变,提供了理论支持。

这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使日本脱胎换骨的作用。

实践证明,福泽主张“脱亚入欧”,抛弃旧文化,接纳新思维、新技术,对日本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

这既是福泽谕吉倍受日本人推崇的原因,也是他的头像被印在最大面额日币的理由——他推动了日本进步,给日本社会带来了现代文明。

1900年的美国,蜡烛和煤油灯等传统企业和利益团体,联手对新生事物“电”进行了抹黑宣传,原因是电灯、电话被用于人类日常生活后,蜡烛、煤油灯就要被淘汰掉,他们的利益也就大大受损。

——即使是在以自由开放著称的美利坚,守旧力量每时每刻都在阻碍着新事物、新生力量的萌芽和崛起;何况相对保守的日本等国呢。

这也从另一面证明了,新思想启蒙者福泽谕吉们,对人类社会发展之弥足珍贵。

经济学大师、思想家路德维希.冯米塞斯曾说:人类的进步是通过以下方式实现的——从一小部分人特立独行开始,直到他们的行为得到多数人的认同,完成了观念和生活方式的更新。

反之,如果限制少数人想什么、谈什么、做什么,一切进步都会中止。

历来,因循守旧的顽固派都是社会进步的阻力;曾经的人类社会,皆由福泽谕吉这样的“离经叛道”者推动前进的。

从对人类社会的研究看,各国社会的变迁与发展,都毫无例外地通过两个途径:一是否定旧思想,发现新理念,在全社会推行新理念、新国策。二是引进外来理念与文化,否定本国旧理念、旧文化,促使本国在思想和文化层面脱胎换骨,带动社会变革与转型、发展。

一句话总结,没有对旧事物、旧教条、旧理念的否定,就没有新事物、新成就的生根、萌芽与欣欣向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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